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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內部有三個研究路徑。政治哲學，旨在應然性建構;政治社會學，旨在實然性解釋(實證性的政治科學研究權且歸在這下面);公法學，旨在把應然落實為一種制度安排，從而規范各種實然存在，或者說，旨在把應然與實然通過一種法律制度給連接起來。

　　一、政治哲學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政治哲學負責應然性建構，除了給出一種價值性的表達之外，更會表現為一種正當性敘述。

　　所謂正當性就是，人們做事時都得師出有名，政治哲學負責把各種“師出有名”之名，在向上追溯的時候可以給匯聚在同一個點上，然后國家才有法律秩序(此時法律的正當性獲得認可，匯聚所在的那一個點就是終極立法者所在)，否則就是內戰狀態(人們對法律的正當性沒有認可，需以暴力爭奪立法權)。

　　這個正當性支點究竟是誰、是什么?對此的體系性表達，就是正當性敘述。

　　二、為何說現代國家意義上的人民只是理論建構的結果?

　　現代國家的正當性敘述，都是人民主權論的結構，人民就是終極立法者。

　　“人民”本身必須被敘事表達為一個共同體，這里預設了“人民”是能夠表達出統一意志的群體。因此，這不是人類學社會學意義上社會性原生的共同體，而是一種理論建構的結果。

　　“人民”是個被虛構出來的法人體，而不是一種社會性實在;它也不一定和某種社會性實在直接對應。如果和社會性實在有對應，則對“人民”進行理論建構的難度相對較低，無對應，則理論建構的難度較高。但是即便有對應，那也是種偶然的幸運，而非必然的原則。

　　三、為什么要對人民這一概念進行理論性建構?

　　之所以必須進行那種理論建構，就在于必須為國家找到終極立法者這個正當性支點。

　　如果“人民”這個共同體沒有通過政治哲學的敘事被構造出來，則正當性所要匯聚的那個點就沒有出現，原則上來說，國家就仍未擺脫內戰狀態，仍未進入法律狀態。這種狀態下，即便這個國家有著法律的外觀，但內部出現矛盾時，以規則決勝是小概率事件，以力決勝才是大概率事件。

　　社會性原生的共同體，在這種以力決勝的環境中，也會被暴力的環境給各種扭曲甚至消滅;因此，政治共同體的打造，是社會性原生共同體能否健康存續的一個宏觀條件。

　　四、搞清楚政治哲學就能帶來好政治嗎?

　　用來建構那個正當性支點“人民”的理論，有很多種類型，也就是說，政治哲學分很多種流派，對于特定的人群而言，并不是任何一種流派所建構出的共同體觀念，都能有效整合這個人群、被普遍接受的。因為所建構出來的觀念系統，和社會當中現實的權力分布結構之間，必須得有某種匹配性，否則有力量的群體拒絕接受這觀念系統，別人也沒啥辦法，或者所謂有辦法，只能是暴力強迫，那就還是一種內戰狀態。

　　因此，政治哲學的正當性敘述本身并不足以帶來好政治，要想有好政治，必須得有對現實的權力分布結構的研究，這是政治社會學的任務。而一旦那種匹配性弄清楚了，政治哲學的觀念建構被普遍接受了，它將重新定義所有人的行為的政治意義和法律意義，和平的法律秩序開始能夠出現。

　　即便政治社會學的結果與政治哲學的主張，能夠大致匹配了，仍然需要用公法學把這種匹配給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安排，各種匹配性，也才能在個案中獲得實踐;以及更重要的，才能把國家真正從以力決勝的狀態引導入以規則決勝的狀態。社會也就獲得了健康發展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社會中，社會性原生共同體的健康存續，卻以“人民”這個建構性共同體的理論打造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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