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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文學與區域文化研究講座《勝海舟的中國觀》

　　4月20日下午，清華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區域文化研究系列講座邀請了日本著名學者上垣外憲一教授以《勝海舟的中國觀》為題發表學術講演，王中忱教授主持，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系孫容成副教授擔任了此次講演的翻譯。

　　上垣外教授1972年畢業于東京大學駒場校區，1977年畢業于東京大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博士課程;東京大學博士。曾任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帝塚山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兼副校長)，現為大妻女子大學教授。1990年以學術著作《雨森芳洲》獲Suntory學藝獎

　　上垣外教授首先回顧了1870年代日本、中國建立國家間外交關系前后日本的中國觀，指出：隨著1877清政府在日本東京設立公使館，出使日本欽差大臣何如璋及參贊黃遵憲等一行抵達日本，日本的一批漢詩文學習人士踴躍接近駐日公使館的出使人員，興起了新一輪的“中國熱”，其中就有留下大量筆談資料而為后世所知的大河內源聲。這一時期中日人士之所以能夠廣泛交往，其前提是漢文、漢詩還是明治前半期知識界的共通素養。上垣外教授通過描述這樣的背景，為分析勝海舟的中國認識設置了坐標。

　　勝海舟(1823年-1899年)是日本幕末、維新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海軍的負責人。在德川幕府統治末期風起云涌的歷史大變革期，勝海舟迅速躋身時代先列，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關于勝海舟的傳奇中，如下軼聞膾炙人口：在“倒幕派”坂本龍馬行刺他的時候說服坂本成為他的門生;當幕府統治解體前夕，任陸軍總裁，同討幕軍將領西鄉隆盛議和，使江戶避免戰火、和平開城。后在明治政府中任海軍卿等職，旋即辭職。官階正二位、明治維新后授予一等伯爵。這樣一位明治期的重要人物是如何看待那一時期日本最重要的鄰國(中國)的呢?其中國觀對當時的日本國家發展起到了什么影響?在“全球化”和“區域化”雙重并行趨向日益明晰的21世紀，勝海舟的區域構想對當下東亞地區的發展構想有無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呢?這是上垣外教授講演的問題意識所在。

　　在1880年代關于日本發展方向的大論爭中，福澤渝吉的“脫亞入歐”論一時引領風騷。甲午戰爭前日本政府以《萬國公法》預設的世界秩序為邁進“文明世界”的標桿，外交方面的主要努力是修訂幕末以來與歐美列國簽訂的條約，一方面是藉此獲得近代西方國際條約認可的“主權國家”發動戰爭的權力，另一方面是向國際、國內彰顯明治新政府爭取“主權獨立”的“功績”。與此相對，1882年朝鮮“壬午事變”之后，在李鴻章主持下，清朝政府與朝鮮簽署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試圖在保持既存朝貢貿易秩序的前提下引進條約貿易，以改革朝貢貿易為中國帶來的單邊財政負擔等問題。但這種混合型國家關系和貿易體制，被日本方面以“自主國家”與“藩屬國”不兩立為由，提出朝鮮為“獨立國家”，以否定清朝之間的宗屬關系。福澤諭吉在甲午戰爭前即倡言要支持朝鮮的“文明事業”，主張對清朝發動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另一方面，在甲午戰爭發生的時代，也有一種觀點從地緣政治論出發，認為是日清圍繞朝鮮的利益爭奪戰。

　　上垣外教授不認同這種通論。他認為福澤諭吉的思想只是當時思想潮流的一種而已。他通過檢閱那一時代的言論資料，認識到在福澤諭吉主持的《時事新聞》之外的媒體上“反清”言論并不多。比如，半井桃水1882年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的《朝鮮小說 風吹胡砂》中，主張的就是在日清共同保護下的朝鮮來對抗俄羅斯的南下。這種認識是日清朝三國同盟論的文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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