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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望推進宋代文化研究的基礎文獻

　　《宋登科記考》是一部有關宋代科舉的學術著作，同時也是一部有關宋代文化的基礎文獻。

　　作為學術著作，本書的學術價值首先體現在對宋代科舉研究的貢獻。清人徐松《登科記考》成書后170年,傅璇琮、龔延明先生發愿仿其例,編撰一部宋代科舉編年史。歷十六七年的青燈黃卷，終于面世。據本書編撰者的統計，有宋一

　　代取士人數多達10余萬人，是唐五代、明、清諸朝的4至5倍。本書輯錄凡4萬余人，臻于宋代登科總數的近半，遠超臺灣昌彼德、王德毅先生《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所收的6千余人。僅此一項，其價值就不問可知了。

　　宋代以及有關宋代的文獻數量龐大，梳理、采擷誠屬不易，同樣或更加不易的是，本書綜合各種史料，為所錄4萬余名登科者一一撰寫小傳，內容包括姓名、字號、籍貫、何年登何科、初授何官、歷官、終任官等，并且每就原始材料加以甄別，對其疑誤處多出按語考訂，提升了本書作為學術著作的學術水平，同時也體現出作為基礎文獻的嚴謹求實。

　　陳寅恪曾提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兩宋之世”的名論，但至少從文學的角度講，除詞學外，宋代詩文研究遠不如唐代深入。究其原因，基礎文獻建設的緩慢當是其中重要的一點。《全唐詩》問世三個世紀了，《全唐文》編成兩個世紀了，而《全宋詩》僅僅十來載，《全宋文》不過三四年，幸而今又見本書。《全宋詩》是專題文獻，《全宋文》是基礎文獻，本書既是科舉制度史的專題文獻，其意義卻遠不限于宋代科舉制度和科舉史的研究，又是關涉宋代學術文化研究方方面面的基礎文獻。

　　何以言之?試想，若問古代典章制度中涉及士人最廣、影響士人最大者，恐非科舉考試莫屬。1300年間，科舉幾乎是古代士人唯一的出路，廣大士人包括應試不第及因種種原因未曾應試的士人，其人生遭際、生活軌跡、處世心理、藝文活動等等，無不與之息息相關。古代文化的創造者當然不限于士人，但士人亦自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所謂精英和精英文化是也。我們研究歷史很難離開士人的活動，也就不能離開他們的科舉活動。科舉史料對于古代文化研究的全面意義不言而喻，本書對于宋代文化研究的全面意義也就不言而喻，其中包含著的富于啟發性的潛在選題甚多，對宋代學術文化研究可能給予的整體推進甚多。

　　前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是目前收錄人數最多的宋人傳記資料工具書，共收2.2萬余人。后有李國玲女士《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補充1.4萬余人，二書相加得3.6萬余人。曾有學者估計，二書合用，大致可將搜尋宋朝人物的范圍概括無遺。而今本書的出版，使這一數字大大突破，并且4萬余人均為登科者，彌足珍貴，譽之為宋代人物的淵藪，亦自不為過。當年唐圭璋先生撰《兩宋詞人占籍考》，后有陳尚君先生繼作《唐詩人占籍考》，那么將此數種書相參合，作一篇《宋代文人占籍考》，豈不易如反掌?至于從《宋代文人占籍考》中再去引申出什么花樣，比如，由登科者的仕歷、籍貫，考察兩宋南北文化的盛衰變遷，分析宋代士人的地理文化分布，研究宋代家族文化的相關特征，探索宋代科舉與文學之間豐富的聯系等，就正待研究者們的各顯神通了。

　　關于宋代科舉及其與宋代文化關系的研究已有多部專著存世，相關文章更不乏見，本書的出版必能對既有論著有所補正。王水照先生昔撰《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是制度與文學結合研究的典范之作。文中廣搜地方志和宋人別集等考出本年登科者204位,而本書竟能增加58人,由此小小一例,即可見出本書作為基礎文獻的價值與意義。

　　一部高質量的基礎文獻的編撰，首先是一種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又同其他普通的高水平學術著作有著作用上的大不同。普通的高水平學術著作，其目標是讓其他人在同一研究課題上從此免開尊口;而高質量的基礎文獻這一特殊的學術著作，卻是讓許許多多的人從此可以在許多研究課題上獅子大開口!

　　五百萬字的一部大書難度有多大?本書著錄人數幾于宋代科舉總人數的一半，而編撰者需要處理的相關文獻不知有多少!。在這個不讀書好求甚解加上不出版就毀滅(publish or perish)的時代，用十數載的光陰篇篇排比，字字爬梳，少了獎金，晚了職稱，其艱辛之狀，編撰者的序言中已略有所述矣。不可理解的就是，學術制度的設立者們為什么要讓這樣的人少拿獎金多吃虧呢?

　　常說文史不分家，我覺得近幾十年來有一個現象，就是不僅歷史出身的人絕少涉足文學，連屬于歷史的都讓中文出身的人越爼代庖了，如傅璇琮先生搞《李德裕年譜》、《翰林學士傳論》，周勛初先生搞《冊府元龜校訂》，郁賢皓先生搞《唐刺史考》，陳尚君先生搞《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甚至徐松的《登科記考》，為之作《補正》的也是中文出身的孟二冬先生!從這一角度說來，本書編撰者龔延明和祖慧先生的歷史出身，就具有了一種特別的意義!

　　新時期以來，唐代文學研究的繁榮離不開傅璇琮先生的規劃和引導，這已是唐代文學研究界的共識。《宋登科記考》的編撰與他的關系，本書序言講的已很清楚了。相信今后從本書中得益的研究者，都會向傅璇琮先生表示敬意，當然，也會向龔延明和祖慧先生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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